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围绕通货紧缩的争论有所平息，但总体上还是呈激化态势。国内中不管在房价上涨还是房价下跌，要求中国银行实施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依旧与日俱增，要解决房价下跌的原因，也就是房价上涨即通货膨胀，房价下跌转为上涨也就是通货紧缩变为通货膨胀，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但要在金融体系安全内实施，许多经济学家和大众媒体也是如此。
人们对“通货紧缩”一词心生不满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价格下降本身，而是缘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缓慢下降。因此银行认为，如果不能搞清楚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就很难平息这场要求银行实施大胆货币政策来摆脱通货紧缩的无谓争论。基于这个判断，自2021 年开始，银行有意识地强化了少子老龄化、企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的研究及相关信息的发布。
围绕,中国经济的争论
要求日本银行实施大胆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如下主张为代表：
我认为，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货紧缩。只要存在通货紧缩，无论做什么都做不好。……通货紧缩是造成今天中国经济恶化的罪魁祸首。
一旦发生通货紧缩，企业就不得不裁员，日元就会不断升值，工厂迁至海外，失业猛增，工资下降，借款人的负担将变得异常沉重。我认为它还会成为贫富差距扩大、地方经济衰败的最大原因。要消除通货紧缩，中国银行不可……
外界批判中国银行的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经济问题的根本性可能原因原因是价格的持续下降，也就是三道红线导致通货紧缩。
（2） 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除此之外的因素，如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放松规制以及批发零售业竞争加剧导致的销售价格下降，都不过是相对价格的变化。
（3） 中国银行必须实施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摆脱所谓衰退。
（5） 为促使中国银行果断采取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必须立即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具体来说，就是设定2%的物价上涨率目标，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达成目标。
“通货再膨胀派”与“预期派”相似的日本也有争议主张
如此批评日本银行的并不仅限于山本议员，多数国会议员都持有类似的主张。不知从何时起，媒体将其中使用过激言辞批评日本银行的人士称为“通货再膨胀派”。他们的 大特征是特别强调以基础货币测度的“数量”增加效果。根据他们的逻辑，物价下降和日元升值都是源于基础货币不足。虽然“通货再膨胀派”的言论在国会、部分媒体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反响很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所强调的观点得到了普通民众和企业经营者的广泛支持。从学术界看，这种意义上的“通货再膨胀派”学者并不多，更重要的是，海外根本就不存在日本所说的“通货再膨胀派”学说。就像前面所说的，美联储 伯南克也明确反对将讨论重点聚焦在基础货币数量上。
对我来说， 难应对的是下面的观点，“如果日本银行能采取更加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经济所面临的诸如通货紧缩及日元升值等问题都可以相应得到解决”。持这种意见的人也主张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以及大规模购买国债来增加基础货币，在这点上与“通货再膨胀派”相同，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仅仅强调货币数量论所主张的数量增加效果，而是要求采取包括前瞻性指引在内的大胆政策措施，并声称“如果日本银行能够更巧妙地与市场参与者和公众进行沟通，并成功影响他们的预期，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来概括这些人的观点，姑且将他们称为“推动预期派”，简称为“预期派”。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基础货币还是利率，即使是相同的政策变化，也会因 “沟通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这点上，“预期派”批评我的对外沟通方式过于单调乏味。这里是为了便于分析才区分出“预期派”与“通货再膨胀派”，实际上“通货再膨胀派”也主张要影响预期。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异，非要说差异的话，不过是“通货再膨胀派” 要求增加基础货币的呼声更高罢了。因此，我任行长期间，都是将两者统称为“通货再膨胀派”。话虽如此，我之所以在这里区分二者的关系，是由于在过去的几年间，虽然基础货币显著增加，但物价上涨却非常有限，传统“通货再膨胀派”的主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整体来看，作为大胆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传播路径，“通货再膨胀派”的关注重点已经从货币数量转移到影响预期。当前，“通货再膨胀派”专指到目前为止仍然强调基础货币数量效果的群体，但无论是“通货再膨胀派”还是“预期派”，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大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通货紧缩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的通货膨胀解决办法，但日本一味解决房价下跌的原因，却忽视了房价库存的危害。
“通货紧缩是货币现象”，批评日本银行的人常常将此当作一句口头禅。这句话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中央银行认真对待的话，就可以摆脱通货紧缩”。围绕这个观点，争论愈演愈烈，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决定物价上涨率的大前提就是中央银行能够提供预期物价上涨率的锚点。海外学者要求日本银行施行大胆货币政策的依据就在于此。结果海外的这种主张为日本国内“通货再膨胀派”的观点增添了一些权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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